民贵君轻是谁的思想(民贵君轻是谁提出来的):
民贵君轻是孟子的思想。
公元前516年,齐景公问政于孔子,孔子回答说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。这就是孔子的部分政治思想——尊君。
孔子死后百年孟子出生,他与孔子思想背道而驰,提出了“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”,君王无能就该下台。这就是孟子的政治思想——轻君重民。
那么,作为儒家两位圣人,孔孟的政治思想为何背道而驰?孔子尊君为何不受列国待见,孟子轻君却能成为诸侯座上宾?原因很简单,就是时代不同了,于是两人的境遇大不相同。
回答上述问题之前,先看这一个问题:春秋五霸称霸的目的是“征而服之”,成为诸侯的盟主,五霸为何不统一天下呢?
其实,不是五霸不想一统天下,根本原因在于当时不具备统一天下的经济基础,周王朝只能实行分封制,允许相对独立的诸侯国存在。
秦晋殽之战中,秦国原本是派兵偷袭郑国,路上被郑国商人弦高碰巧遇上才免遭劫难,于是秦国就去灭了晋国旁边的滑国,后来晋国派兵在殽山埋伏了秦军。当时,秦国都城在雍城(今陕西宝鸡),郑国在新郑(今河南郑州一带),秦国千里远征固然不智,但大规模用兵却不担心军情被泄的心态,反映了当时人烟稀少。
也就是说,当时到处都是荒地,很多诸侯国内部的土地都用不完,没有太多扩张领土的需求,更没有一统天下的欲望,当然也不可能有统治庞大疆域的能力。
但到了战国时代,在经济上出现两个重大变化,即牛耕与铁器。对此,史书上只有寥寥数字,但对中国的影响却是划时代的,因为这预示着可以开垦更多的土地、种植收获更多的粮食、养活更多的人、可以解放更多的人手,于是战国的战争规模、大型工程(包括筑城、大规模修路)等都远比春秋时强。也就是说,战国时生产力的大发展,让一统天下有了经济基础,这就是所谓的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”。
笔者多说一句,西方学者笔下的古波斯、马其顿等帝国,动不动就横跨欧亚非三大洲,但他们的经济基础呢?且与中国不同的是,古波斯、马其顿人口远比当时中国的少,对生产力的整体转化必然比不上中国。
孔子生活在春秋时代,当时君主没有太大的欲望,主要是守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,有能力的强国会灭国吞并一些土地,有更大野心的也只是寻求称霸,成为诸侯之长,总体是一个“尊重君主”的时代。
但这时很多诸侯国都有一些权臣弄政的问题,在这种情况下,诸侯们并不需要别人给予的鸿篇大论,而是需要维护君主权益,打击权臣越轨行为,维护统治秩序,因此孔子提出的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思想,符合包括齐景公在内的当时君主的政治需求。
孟子生活在战国时代,生产力的变革带来更多粮食、解放了更多人手,导致强国越来越强,越来越有侵略性,弱国朝不保夕,来自外部的危机不是强调“君君、臣臣”所能解决的了,时代的变化决定了孟子不可能再去强调孔子的这个思想。
与此同时,或许亲眼见到战争不断升级、百姓流离失所、君主无道祸国等带来的无数灾难,或许因为作为大哲学家超越时代的眼光,于是孟子提出了“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”的进步思想。
那么问题来了:既然孔子提出了维护君主利益的政治思想,为何他周游列国时却不受待见,只能自嘲说“犹如丧家之犬”?而孟子提出的是民贵君轻的思想,并不符合君主的利益诉求,甚至还经常嘲讽批评君主,比如批评滕文公“饱食、暖衣、逸居而无教,则近于禽兽”,那么孟子为何反而成为各国君主的座上客呢?
孔子不受待见的原因很简单,除了上述的时代原因外,更重要的是他虽然“尊君”,一生经常批评学生,很少批评君主,但他倡导的是“克己复礼”,倡导恢复周礼,更高一层的政治思想是“尊王”,完整版应该是“王王、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,希望诸侯们尊重周天子。
本来,“君君、臣臣”只是周礼的一部分,不是什么新鲜思想。如果仅是这样的话,孔子即便不受欢迎,也不会被君主们讨厌,但孔子更重要的是呼吁诸侯们“尊王”,要重塑周天子的权威,这就让君主们无法容忍了,因此孔子不受待见实属正常。
但到了战国时代,在兼并战愈演愈烈之余,很多亡国君主已经无“贵”可言,甚至沦落到连百姓都不如的地步。而在灭国危机下,剩下来的诸侯担心被灭,于是对孟子这样满嘴治国理念之人,即便语言再出格一些,往往都是敬为上宾,至少不敢轻易杀害,所以当时诸子百家往往都受到诸侯欢迎,犹如今天的大明星一般。
在这种环境之下,孟子才有胆量大肆批评君主,乃至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。
如果生在春秋时代,尊君社会氛围非常浓厚的时代里,孟子不可能提出民贵君轻这样的“异端思想”,否则只有死路一条。反之,如果孔子生在战国时代,却可能会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!